我们认为，社会国原则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人的平等、人的团结与人的发展的三位一体。

有鉴于此，我国刑法完全可以删除指导思想与任务一类的条文，把这一部分内容上交宪法即可。宪法的固有价值是不会、也不能因为其他法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这是由宪法的地位与作用所决定的。

的确，刑法如果兼顾公法与私法性质，不免会让人产生些许遐想：刑法既然是政府控制公民个人行为的，以体现出其私法性质的一面，那它是否也可用来制裁政府行为——假定政府也有反叛人民的时候——以体现其作为公法的另一面？学界的一般观点认为，宪法是人民约束政府的法，而刑法则是政府约束公民的法，政府当然不会允许出现制裁自己的刑法，如同人民也不会允许出现违背自己利益的宪法。一个思想、观点没有经过事实或理论方面的论证，其是否能够成立、能否对其他法学理论构成指导意义都将值得怀疑。但在公权力的全面渗透下，几千年来它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投进了公法的怀抱。（3）假定它们之间是属于带有政治性质的法律关系或是带着法律性质的政治关系，刑法就需要撇清它与政权、政治组织、政治人物以及政治形势之间的关系[9]。当主权被置换为管理权、且以此名义制定了刑法并用以控制作为个体概念的公民时，宪法与刑法之间趋于表面化的互动关系何以成为隐藏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庇护所，等等，所有这些内容无一不是法学理论的重要课题。

问题在于，离开三权分立就一定没有法治、刑法就一定会脱离宪法的控制吗？这种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可见，刑法价值的顽固性决定了它是不容易被消解的。先民政教中，其犹有善因耶，则宪政必立，而吾国必强。

但是，无论是基于客观的跨语境实践，还是出于不同动机的词语滥用，宪政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发生和变异都是通过彼时主政者和知识人的内在的思想实践来完成表达的。在这种解释框架下，一种把外来事物与本国固有事物关联起来，视外来事物为本国固有事物之具体表现的附会逻辑便显现出来了。就此而言，检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的跨语境实践的关键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厘清宪政及其关联范畴的原初义涵，更重要的是要清算我们究竟为这些外来观念预备了何种语境，我们展开的实践所意图达到的预期是什么？决定此种语境和实践的思维模式和预置观念是什么？如果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来重新阅读中国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我们将会激活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使得历史事件从文本走向实践。肆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自我封闭，与之相对则有两次开放。

正是在这种华夏文明中心论下，晚清士人确信，即使武力上败给了西方列强，但这种冲击力也不能够摧毁华夷框架。因为这从根本上关乎彼时政治和知识界精英所固守的政制和思想观念。

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中体西用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开启了学习基础制造业和西方自然科学的里程。进入 王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可想而知，在这种人己关系指导思想下，因中国与西洋诸国各自坚守的国际秩序观的不同，必然会投射到对外来政教思想的处理过程中。

这种附会逻辑一方面从表现形式上过滤和重塑了外来的事物，使之契合于时人的预期，另一方面也使得输入外来事物的正当化逻辑顺应华夷之辨的文明观。但是整体上而言，作为一个承载了复杂意义的历史事件，近年来关于晚清立宪运动的研究却更多地流于制度史的史实叙事，或具体事例的背景性阐释。书中论述了与近代中国宪政发展存有纠葛的宪法、民主、民权、科举、议院、训政、文治和立宪国等九个关键词。于是，置于转折点上的发展或变革，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一种向传统找寻现代资源的倾向，以接续历史

人的尊严是现代宪法存在的根本理据，是现代法律的伦理总纲。促进劳工福利的诱因规定。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8}葛克昌。但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政治理想已经独立于政治，相异于政治。

国家征税的正当性，可以追溯到罗尔斯所言的无知之幕下的人们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其意旨是，社会保障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相关的劳动保障法律更是将此宪条具体化。该宪条不仅保障了劳动者之间的团结权，而且强调了劳动者阶层以外的任何公民及组织，限制与妨碍人的团结，均属违法。经济何以发展？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的持续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必须与其他因素和谐发展的。人的团结既是社会福利国家的客观所需，也体现社会国原则的伦理基础。

四、结论宪法向来与政治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M].冯克利译。

我们认为，笼统地论证社会国原则的理论基础，会与宪法的价值根基相混淆，因为人的尊严、自由、安全、秩序等等对社会国原则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平等应该被视为一项价值和原则，它表征着从个人的层面来说，平等体现了人们一种强烈的内心渴望，它表明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不愿被物化、矮化，而是冀图和他人一样，是同样具有尊严、人格的主体的主观意识。

不仅在德国，整个欧美国家在二战以后，都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社会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等国际文件都有关于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

但社会国原则强调每个人的发展，因此国家必须积极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性内涵，而具有了社会性、文化性和人文性。{6}德沃金从伦理学个人主义的视角，疏释了平等内涵的相互支撑的两个原则：第一，重要性平等的原则，强调从客观的角度而言，人生取得成功而不被虚度是重要的，从主观的角度而言，其对每个人的人生同等重要。马克思指出，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论证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人的自由和发展的手段。

事实上，平等不能被理解为权利。而1834年起实施的新济贫法，又进行了所谓的贫穷和赤贫的划分，认为贫穷是自然现象，从来没有人认为，救济应该扩大到穷人。

三者从不同的维度奠定了社会国原则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就社会福利国家而言，是基于人们预设自己可能是弱势群体，国家应为福利给付。

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由重要性平等原则可知，每个人，特别是先天的或后天的弱势群体，如老人、妇女、儿童、残障者抑或失业者等，都不应被国家和社会矮化、劣等化，他们不仅有同等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而且国家应该保障他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基本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因此经济困难时期，国家有必要减税，也有理由减少福利给付的幅度。举例来说，社会国原则所要求的国家税收与福利给付法律制度之间的悖论，被认为是社会国原则内含的基本矛盾。那么，契约限制结社何以均属违法？细析可以发现，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是以有利于人的团结为其理论基础的，相较于契约自由，其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对纳税人而言，征税要与其担税能力相当，不能损害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美］莱斯特·M·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田凯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9月第1版，第34-51页。若基于本文上述的平等的内涵，国家税收与福利给付法律制度之间的悖论，就得到了合理的诠释。

也就是说，社会国原则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该原则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埃利希所言的活法，同时又是对活法的提炼和升华。在美国的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发展了第三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努力分清政府作为资金提供者、监管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前文所述的国家提供社会救助、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等诸多措施，极大地拓展了人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推动人的发展成为社会国原则的一个全方位的目标。宪法学[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3}欧根·埃利希。